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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書記的十年:早上對著鏡子說“你一定行”

文章來源:重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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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3-10

   【人物簡介】張通榮,四川省汶川縣委書記。

  “早上醒來,想到今天有那么多的矛盾要去解決,就覺得有壓力。“四川省汶川縣委書記張通榮,留著平頭的藏族漢子,會對著鏡子給自己鼓勁:“張通榮你得笑起來,去戰勝自己,你行,你一定行。”

  汶川十年,“重建讓汶川的物質基礎向前推進二三十年,學校增加了抗震設防烈度,小地震學生都不用跑。” 在這個過程中,張通榮覺得喘不過氣,“這個地方太受關注了。”

  2008年時,他作為副縣長親歷“5·12”大地震,被授予“全國抗震救災模范”。除去中途3年上任阿壩州發改委主任,從32歲到48歲,他都在汶川縣工作。

  

張通榮(右)與當地居民交談/受訪者供圖

 

  張通榮(右)與當地居民交談/受訪者供圖

  汶川太受社會關注 工作壓力大到喘不過氣

  議事廳:在汶川工作和在其他地方工作有什么不同嗎?

  張通榮:在汶川工作,實際上跟別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別,這個地方太受社會關注了。別的地方出一個小事,在工作當中一個小的差錯,別人都可以原諒你。在汶川不行,它有著更多的關注、更高的預期,我不能夠不堅持。

  地震以前汶川就有各方面的矛盾,地震后又積累了新的矛盾。就從工作的強度上來說,壓力有時候大到喘不過氣,怕自己擔當這么重的責任,也算是負重前行。總的來說汶川工作感覺非常疲憊,有的時候我也會想自己這么做是否真的就有什么意義。但是想到黨組織這么關注,干部、老百姓這么支持我,我也想通了,這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價值。

  議事廳:是你給自己加壓還是外界給你的壓力?

  張通榮:汶川這個地方發展的壓力,上級領導對汶川發展預期的壓力,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可能還更多一點,就希望汶川做得更好,不希望因為自己沒帶領好團隊導致這個地方沒發展好。

  議事廳:2013年,你被調任阿壩州發改委主任,2016年回到汶川任縣委書記,這是組織的安排還是你自己的選擇?

  張通榮:應該是情感回歸和事業的需要。2013年去阿壩州發改委的時候,當時阿壩按照中央經濟工作常態化的布局,我恰好比較熟悉經濟工作,加上我在基層待的時間比較長(就去了州發改委)。后來回來,因為汶川經歷了幾年以后,雖然我們對整個經濟工作進行了重新布局,但汶川未來的發展已經進入到十字路口,經濟需要轉型,在轉型的過程當中,需要一個對這片土地熟悉、熱愛的人。我從汶川的副縣長到縣長,參與了汶川整個的經濟布局,包括重大工程實施、礦業整治、災后重建。還有就是我在發改委干了一段時間以后能有一個更廣更寬的視野來重新審視、看待汶川,汶川需要一個更寬廣的視野和一個更熟悉經濟工作以及推動它轉型發展的人,可能這也就是組織上選擇我重新回來(的原因)。

  議事廳:你回到汶川時,這里和你離開時有什么變化?

  張通榮:有三個方面我感覺不是很好,一個就是當初災后重建推進的全民健康,進度比以前更慢。第二個就是城鄉環境衛生,第三個汶川的干部作風問題。在汶川的工作過程當中,比如說重建、移民、脫貧攻堅,陸續有些干部侵占老百姓的利益,或者說服務不到位,工作當中拖拖拉拉,遇到矛盾就繞開,這些問題在汶川都存在,我們因此處理了一些干部,主要領導應該有擔當,從這幾年努力的結果來看,汶川整個干部的風氣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議事廳:你平時會有什么解壓的方式嗎?

  張通榮:現在每一天把工作弄完已經是零點了,有的時候看看書、聽聽兩首簡單的音樂。有的時候晚上沒睡好,加上自己本來血糖就高,早上一醒,想到今天又那么多的矛盾要去解決,就覺得有壓力,我會對著鏡子給自己鼓勁。就說,張通榮你得去戰勝自己,你行,你一定行。就給自己傳遞這種正面的東西,調節一下。

  議事廳:你會有負面情緒嗎?

  張通榮:比如有時候會想自己的身體還能撐多久,自己再這么撐下去,家人是不是還能這么理解。另外,有的時候帶的團隊比較累的時候,他們是不是真的就從心里面去服務,愿意在你的帶領下這么苦。

  議事廳: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汶川的建設發展上,對自己的家庭覺得有所虧欠嗎?

  張通榮:這是肯定的,因為自己從工作以來一直就處于相對重要的工作崗位,特別是汶川大地震以后,當縣長,當發改委主任。有的時候覺得自己蠻自私的,我們是一家三口在三個地,我愛人在成都,每一周都來看我,我也沒有時間去照顧他們,他們對我的理解很多,但反過來我給他們的那一份愛確實太少了。

  議事廳:你希望汶川人民有好生活,對于你自己來說,你希望得到什么?

  張通榮:我覺得我的人生價值就是,在這個地方當縣委書記,要讓這個地方發生了更大的變化,讓老百姓今后生活得更幸福,可能這也就是我生命中事業的價值。

  議事廳:如果你不當書記,會選擇什么職業?

  張通榮:如果能讓我去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去做為老百姓直接服務的工作我更愿意。比如說某個地方搞一點政策研究,哪一個地方去給老百姓開展一些生產指導、教育工作。因為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我愿意回到農村,那個時候就沒有壓力大到喘不過氣的感覺。我的知識面有多少就跟別人講多少,這種壓力不大。但現在當縣委書記就不行,有些矛盾不解決就不能停,我現在的狀態就是停不下來。

  議事廳:跟全國其他的那些書記比起來,你會不會覺得承受得太多了?

  張通榮:至少是心里面壓力挺大的,很多人都不會看到我把負面的狀態傳遞出來,因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壓力傳給別人。說老實話,如果組織覺得事業的需要,我也會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想看到新汶川建設成功的樣子。

  物質重建向前推進二三十年 小地震學校里不用跑

  議事廳:汶川的重建,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張通榮:我們整個物質重建這一塊,在國家跟對口援建和社會各界的幫助下,汶川的發展水平其實遠遠往前推了二三十年。我們以前的學校就是按照七度設防(抗震設防烈度),現在絕大多數學校是按八度跟九度設防,如果今后汶川再有一些小的地震發生的時候,孩子們都不用跑。

  議事廳:地震前汶川在整個阿壩州的發展水平如何?

  張通榮:那時候整個阿壩的重工業基本布局在汶川,整個工業增加值占到全州(阿壩州)70%到80%,地震后下降到30%多,那個時候我們的GDP最高已經占到(阿壩州)30%,挺高的了。以前水磨、映秀、漩口這些區域都是進行工業經濟布局,但是原來都是做高載能工業區,它的背后有三個字——高污染。那時候很多人獲取高收入,但老百姓生活環境的污染改變不了,他們的健康狀況沒法保障。地震以后這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有污染的工業已經關閉了,沒有污染、發展比較好,由于汶川的土地面積有限,一部分轉移到了理縣跟茂縣,還有一部分轉移到了飛地區域(指隸屬于某一行政區管轄但不與本區毗連的土地)。這個方面汶川是經歷了陣痛的,經歷了短暫的經濟衰退期,這也是我們當初面臨的很大的困難。

  議事廳:2008年你是汶川常務副縣長,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10年前的那場地震汶川會發展什么樣?

  張通榮:想過。我們可能會在阿壩州這個地方作為經濟發展前沿陣地和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往前沖往前走。

  議事廳:之前有消息稱,在災后重建方面,國家、社會各界的援助減緩,這對汶川的產業有沒有影響?

  張通榮:還是有些影響,比如(在國家和對口援建和社會各界的幫助下)我們的投資總規模在災后重建最高位時,一年的投資可以達到上百億,現在已經下降了到一年只有30個億,有直接的影響。雖然災后重建援助減緩了,但是其他的支持還是有的,比如少數民族、脫貧攻堅幫扶還是有的。

  重建時走過彎路 老百姓過度依賴政府

  議事廳:汶川在災后重建的過程中,走過彎路嗎?

  張通榮:當初在災后重建的過程當中,老百姓過度的依賴政府,實際上這是一個彎路。老百姓預期過高,矛盾很多,比如說把老百姓從大山上搬到其他地方,但是搬過去之后,那里老百姓的土地被占完,他們怎么辦?像這種情況就是我們走的彎路,只能從因地制宜、實際的角度出發,具體解決這些矛盾。

  議事廳:汶川五月份要迎接脫貧國檢,汶川的貧困跟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特點?和地震災難有關系嗎?

  張通榮:這邊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因病和因殘致窮。我們原來地方病、慢病比較多。后來,因為大災難,導致老百姓家里面很多親戚都殘疾,土地滅失的也比較嚴重,這樣導致很多老百姓做產業的時候就沒有土地。還有一部分是生活在環境極度困難、落后的地區。那邊的土地資源很貧瘠,發展產業又不能急,這也是導致汶川貧困的一個原因。

  議事廳:災后重建的過程中有大批外部援助進來,那時候為什么沒有能實現脫貧?

  張通榮:災后重建過程當中,不可能每家每戶建房子的錢都由國家來兜底。當時我們把援助的資金平均下來,每一戶大概有1萬元,然后貸款大家有5萬,其余不夠的全部要靠老百姓自己去籌集資金。所以在這個過程,老百姓肯定要舉債,10年里他們要不斷去還債,當時貸了3億多出去,到目前大概有3000萬到4000萬銀行貸款沒還完,但缺口越來越小了,現在90%已經還上了。

  成功預警滑坡 但“不能輕易傳播這些消息”

  議事廳:前不久,也就是今年的4月8日,汶川龍溪鄉發生山體滑坡,當時你們預警成功,30多戶被安全撤離,為什么不把預警成功的消息傳播出去,改變外界認為汶川不安全的刻板印象?

  張通榮:不是通過一兩句話就能夠改變大家的擔心的。地殼運動過程中本來有一個消融的過程,不是說一個地方發生大地震以后,就會經常性的發生大地震,很多人就沒有這個知識概念,就會懷疑問到汶川來是否安全,我可以說,汶川很安全。汶川的經濟好不容易在國家跟社會各界的關心下剛站立起來,不要因為小的自然災害,再加上人們心理上的盲從和從眾,導致汶川的老百姓重新走入到經濟蕭條的場景,這也是我擔憂的問題,我要對老百姓和區域發展負責,所以不能輕易地傳播這些消息。

  (這次山體滑坡)4月8號前一天下午就有人發現地質結構有變化,第二天一早就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政府,我們第一時間做出了疏散措施,所以30多個房屋被掩沒,但沒有出現一起人員傷亡。

  議事廳:現在汶川已經完全具備預警小的地質災害的能力了嗎?

  張通榮:老百姓的群防群治已經形成常態,一旦地質結構發生變化,應急系統會第一時間給信號,他們就會獲取到信息。其實汶川由于特殊的地質情況,有一些小型的滑坡是難免的。但有幾個方面是外界可以完全放心的,那就是群防群治和預警系統、緊急轉移還有成型的常態化管理方式、運行程序等。凡是交通主干道以及人群居住比較集中的地方,都進行了地質災害大環境的評估,有隱患的道路、居民居住點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地災治理,國家在這個方面給我們的投資,這十幾年下來已經有二三十個億了。

  不能因為地震 就一直認為這里是災區

  議事廳:2008年的特大地震災害是汶川摘不掉的標簽,這個“標簽”給汶川的發展會帶來困擾嗎?

  張通榮:汶川的災后重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這就是災后重建困擾我們的,這個過程當中如何解決各個群體之間(的矛盾),包括未來我們的路怎么選擇,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在選擇重建道路的時候,我們準備把新汶川定位為“康養圣地”的時候,就有人提出質疑,說發生地震的地方怎么能跟旅游聯系在一起?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汶川以前受過災,就把所有的思維停留在這里是災區,老百姓心里走不出來(這種想法)。這是對災區老百姓的一種情感和道德的綁架,綁架的結果只能是讓我們放不開手腳,思維打不開。地震陰霾不可以永遠籠罩著,讓生者更幸福才是全中國人,包括幫助過我們的所有人的愿望。

  議事廳:今年4月9日汶川開展了關于推進全民感恩活動的啟動儀式,這樣的活動想達到什么樣的效果?

  張通榮:10年了,這些年全國人民給汶川的愛非常讓人感動,我們得讓這里的子子孫孫都銘記,當我們遇到災難的時候是怎么一路走過來的。我們要尊重這樣的歷史。

  議事廳:有種聲音認為,這是在渲染地震悲傷情緒,對于經歷過汶川地震的人來說,可能會傷害他們。

  張通榮:汶川沒有一點要去宣揚地震的情緒,這是一種成長的力量,地震只能成為我們的記憶,但是反過來,在地震以后,我們應該學會自立自強,這也是曾經所有幫助過我們的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如果因為我們的教育方式或者是文化傳承力的方式出了問題,可能今后10年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大家給予的幫助、全國人民傳遞給我們的愛心被漸漸淡忘,人們麻木了,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悲哀。汶川的人民在這個過程中,認知這場災難,學會敬畏大自然,不是件壞事。

  議事廳:你現在還有地震后遺癥嗎?

  張通榮:每一次到了比較敏感的日子,不想起那些戰士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畢竟是跟我們朝夕相處在一塊,我們的很多戰友他們也是為了當初去救援別人生命的過程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每每想起他們的時候我都不堪回首,他們的生命永遠定格在那個年齡,而我們依然健在的這些生者怎么去告慰他們,也確實是現在應該思考的問題。所以每次到了5.12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離開我們那些曾經為了這個土地,為了這邊老百姓付出了的那些戰友。

  汶川的兩個新名片:大健康和感恩

  議事廳:汶川現在打造“新汶川“,“舊汶川”指什么?你心中的“新汶川”是什么樣的?

  張通榮:“舊汶川”就是帶著大地震陰影的汶川。“新汶川”首先得有一個可持續支撐老百姓收入的產業體系,要有強產業。第二要能激發老百姓內在動力的這種強大的內生動力。老百姓不能覺得因為汶川是一個災區,未來的發展都應該依靠國家、社會各界的幫助,這種思維是錯誤的。要讓汶川的老百姓都開心地笑起來,生活得環境好起來。

  議事廳:現在汶川的產業結構是怎樣的?

  張通榮:第一產業比例大概在八點幾,綠色工業這塊66%左右,第三產業接近30%。原來第三產業比例很低,但第三產業發展比重是決定了一個地方的進步程度,所以我們優化了經濟結構,第三產業的比重由以前的百分之十幾到接近30%。主要是旅游、物流、現代服務業、信息產業這些。

  議事廳:目前有沒有探索出一條適合汶川的轉型路?

  張通榮:現在選擇的轉型道路就是康養的發展轉型之路。實際上大健康不是大家所理解的狹隘的健康概念,我們提的大健康概念是整個經濟布局,包括社會的治理、公共服務、經濟發展模式,科學、理性改革。

  現在已經取得一些實際效果,比如農業方面老百姓收入增加了。第二政府的財政收入這塊,服務業的發展帶動水電工業,包括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全縣的稅收從2008年只有5000多萬,到2017年達到了3億多。康養經濟的布局已經從當初經濟格局重新洗牌的陣痛,到現在實現健康發展。

  議事廳:那么現在,汶川想擺脫掉“地震災區”這個標簽嗎?

  張通榮:實際上汶川目前的名片不再是災難名片,我們現在的名片有兩個,大健康的發展和感恩。地震發生后我們有一個問題需要面對,就是汶川的災后重建應該選擇怎樣的道路。最終我們選擇走大健康路,健康的經濟、環境、服務、文化,這五大體系已經實現了整個災后重建。走康養經濟的發展思路,比一直打災難牌好得多,因為我們有了嶄新的發展新的思路。

  其次就是汶川的感恩。以前在汶川,大家以前對祖國的概念比較淡,但現在一說到地震的時候都會感恩祖國和全社會的兄弟姐妹,給了汶川第二次生命,給了汶川人民重生的力量。

  (新浪新聞 《小康》雜志 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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