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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新加坡還值得中國學習嗎?

文章來源:新財富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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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7-06-18

   新加坡第一家庭的內訌讓我們許多人又多了一份嘲笑他的理由。中國人對新加坡,可用“愛恨交加”來形容,“愛”是因為新加坡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在談到新加坡時,很多人不自然地在感情上有一份親近;“恨”是因為在關鍵的站隊外交中,新加坡卻并不站在中國一邊,甚至在一些事情上還對中國落井下石或者惡語相向。因此,有關新加坡的對華消息,常常會引起中國人的關注。

  不過,這次第一家庭的內訌同中國無關,純粹是這個城市國家的內政。甚至內政也談不上,是人家的家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弟弟和妹妹李顯揚李瑋玲日前在Facebook發表長達六頁的聲明,指控他們的這個兄長和妻子濫用權力,甚至要扶持自己兒子進入政壇,李顯揚還稱,在合適的時候他要離開新加坡,移居他國。這不是兩人第一次指控李顯龍。事情雖然是由對李光耀故居的不同處置引起,但也涉及到政制之爭。

  此次第一家庭的內訌成了新加坡關注的焦點,自然在中國廣受矚目。李顯龍對弟妹的指控進行了回應,從新加坡民眾的反應來看,多數支持李顯龍,看來,這位總理在新加坡還是人緣頗好的。

  我不想過多談第一家庭的內訌,還是說說中新關系。開頭講了,中國人對新加坡是“愛恨交加”,這樣講可能有些言重,因為到今天如果做一個調查的話,我相信多數民眾對新加坡可能是瞧不起,認為新加坡那么個“屁大”的國家,怎么有資格和中國“平起平坐”,說中國的不是呢?

  中新關系經歷了一個從敵到友,從不正常到正常的過程,中間自然免不了磕磕碰碰,出現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新加坡自建國后,出于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仇視,曾經與中國為敵,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兩國才化解了敵意,不過,李光耀訪華后,對中國的看法也由原先的有些懼怕變成瞧不起。也因此,在中國改革的早期,新加坡充當了某種程度的“窗口”和老師的角色。那時的對華投資,大部分來自香港和新加坡。兩國還在蘇州合辦了一個工業園,引進新加坡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此后兩國關系升溫,在本世紀初期,大批中國官員到新加坡受訓,學習新加坡的社會建設和管理模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就有一個中國市長班,專門培訓中國的市長和書記,一直到現在還在辦。

  除此外,新加坡的政治體制也曾在中國掀起了一個學習熱潮,一些學者主張學習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一黨執政”模式,以及新加坡的法治。以至于前些年全國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團不計其數。

  不過,近年來,中國對新加坡的熱情降溫。理由大概有以下三條:一是除了投資和工業園建設外,其他的如社會管理和政制學習,基本上是雷聲大雨點小,效果不明顯;二是兩國遇到了一些互信障礙,新加坡在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某些事情上,沒有和中國相向而行,而是和中國唱反調;三是中國的全方位開放自然也使得新加坡的橋梁和窗口作用減弱。這點也適用香港。上述幾個因素,特別是第二點,導致新加坡在中國民間口碑和形象變得很差。民間開始對新加坡起了不屑和厭惡的表情,這多少影響了近年的中新關系。

  那么,中國今后是否還要學習新加坡?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換成新加坡是否值得中國繼續學習和效仿?

  理論上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長處,小也有小的優勢,不能因為小,就認為人家的經驗不值得學習。新加坡是個城市國家,其面積還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區,它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被人拋棄的國家,發展到今天人均GDP差不多是世界第一的國家,當然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因為并不是每個小國都能取得新加坡這樣的成就。很多比新加坡還小的國家,現在還處于貧困狀態,因此,新加坡能夠做到必有它的訣竅。對此,很多學者都做過研究,我就不重復了。

  但另一面,從學習的效果來看,我們并沒有聽到或看到,哪個地方學新加坡學得很好。原因就在于,兩國的國情和政制差異太大。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有2億多農民工,新加坡沒有,如何用新加坡管理社區的方式來管理農民工?再如前些年喊得很響的高薪養廉,新加坡能做到,可我們做不到,原因不僅在于中國的官員數量太多,財政拿不出這么多錢,更在于,中國的官員跟新加坡官員的福利結構不同,我們的官員有很多顯性和隱形的福利,新加坡則沒有。又如,新加坡的議員接訪日也一度受到我們推崇,可我們也有信訪和官員接訪,但為什么起不到新加坡那樣的效果,原因是兩國的政制不一樣。

  所以,新加坡的經驗不好學,簡單地把他們的做法移植過來,很可能變形走樣。

  坦率地說,我是反對把新加坡作為榜樣來學習的。與其學新加坡,不如學韓國或者日本。因為作為學習的榜樣,后兩者其實更適合我們。

  現在,第一家庭的內訌讓我們看到新加坡體制也有不好的一面。但相對來說,新加坡在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等方面,還是做得不錯的。比如,新加坡有反對黨,其議員和政府領導人是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人民行動黨雖然長期執政,但其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特權,憲法并沒有規定它是執政黨。新加坡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法治實施之所以做得比一些發達國家還好,跟它的社會制度和政制結構是分不開的。

  這樣一套東西,即使是其他國家,也很難把新加坡的經驗復制過去。因此,我不主張學新加坡。在充當中國的師傅角色上,新加坡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

  作者是中國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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